民族主义是人类最后的敌人

最近，看三星堆，又热闹了好一阵子。各种民族主义情结泛起。实际上，三星堆只是证明了一个历史事实：世界一开始就是连成一体的，只是权力争斗，将人类区隔开来了。此后，人类进一步发明不同的宗教和政权形式，通过天然的、地理的因素，形成了相对固定的、不同的种族和文化。以至于，今天的人类看起来如此不同。

但在大的时段和空间内，不同人种、语言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，而是一个类似于莱布尼茨所说的“无限连续体”。看起来差异很大，但最后这些差异其实都在一个连续体上。只是各自拥有不同的阈值而已。例如，朱学渊有本书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》，就将古代欧亚大陆的语言差异，联结了起来。

别看汉字跟字母文字差别那么大，实际上，汉字除了字形是本土创造的，语音却与中原之外的东西南北都有联系。只是这种过渡还没有被人们完全弄清楚，但这种关联已有很多著述。

我们今天的人类，已经成了地球之王。但动物之所以能够理解人类，乃因为我们人类，曾经和动物也是同宗共祖的！我们也是动物家族之一员。那些已经灭绝的人种，例如，尼安德特人，其基因也留在了今天的人类身上。

但，为什么今天的人们，却让民族主义沾染了暴力色彩呢？因为政治的缘故。人类至今没有驯服政治权力。而政治权力，则对应着人身上的兽性。它是很难克服的一种东西。不是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而是人之不仁。人不仅统治万物，还想吞噬、压迫同类。

人类发明了政治暴力，并让其披上合法化的外衣。通过政治暴力，统治者可以合法地牟取自己的私利。这一点东西古今皆然。著名公法学家施米特说，政治是敌我区分。但这种区分，并不是对外的，而恰恰首先是对内的。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形式之一，也具有同样的属性。它从来不是对付外敌，而是对内的。

如何在内部制造敌人？这一点纳粹德国最有经验。它将犹太人作为灭绝的对象。但什么是犹太人？实际上，即使在生物学基因上，也是难以严格区分的。所以，当自然属性并不明显时，它就不得不编制一些差异：语言的、祖先的、习俗的，等等。结果，很多人被“误杀”，而有些人则“逃脱”。

最近，还看到一些中西文化差异的文章。以前，我对这类文化比较也很感兴趣。但现在，我觉得基本上是扯淡。因为在全球互联的时代，文化区分仅仅只能算作是一种历史比较。今天的文化，更多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东西，更多地是一种制度性的东西。最后，文化积淀下来的，都是法律制度。法律制度，才是文化最强的表征。

但在制定法之上，也就是在人类的有限认知之上，世界的法则应该是universal（宇宙性的、普遍性的）。制定法永远是过时的、不足的、有待完善的，它应该将自然法作为一种参照，尽管人类的语言在描述自然法时，仍然困难重重。这一点要求，在古罗马的《国法大全》中就有明文阐释。自然法，不仅适用于人类，也适用于万物。

阿尔君·阿帕杜莱在《消散的现代性》一书中写道：“作为地域国家的意识形态托词，民族形式是族群极權主义最后的避难所。”它让我们意识到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残酷性。那么，在自然法的视角上，人类要掌握自己的未来命运，还得克服人类中心主义。既然人类中心主义都不值得提倡，那么，民族主义就更需警惕了。

最后，谈谈启蒙问题。实际上，任何启蒙者，任何思想，任何观念，背后都有着自己的利益（诉求）。今天的人类中的每一个个体，可以说都不是吃素的。这一点既是好事，也是可怕的事。可怕在于，每个人的欲望都可以是无止境的。民族主义膨胀之后，不仅会吞噬同类，还会对外搞出点响动。说它是好事，是覆巢之下无完卵，也许这样的危机时刻，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人类共同体问题，谨慎审视我们的“权利”和“法”。

新冠只是给人类敲响了警钟。也许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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